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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工荒”
按 ：2008年2月16日上午，李宝元教授接受西班牙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站长Eric先生及记者Danny Jin先生的专访，此文即是此次采访活动的一个副产品。
近年来 “ 民工荒 ” 现象
首先传来“民工荒”的，是沿海浙东南及闽东南地区。
2002年下半年，用工紧张状况开始在浙江部分地区显现。2003年开始，温州打工人员以每年20%的比例在递减。2004年，整个浙江省内，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几乎一直在为“用工短缺”而犯愁,不仅在杭州、温州等大中型城市，就连富阳、象山、慈溪这样的小城市，企业也频繁遭遇“招工难”的尴尬。
200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自该年度起，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据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派出专项重点调查结果显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
2005年，广东省缺工达200余万，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能不足的工厂已经占到了制造企业的1/3，纺织服装、饮食服务、电子玩具等许多“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较为严重，很难及时招到足够的年轻力壮、工资要求较低的民工。
2007年初，全国各地普遍受到“民工荒”影响，但长三角地区在这场民工竞争格局中占据相对优势。
基本判断：有总量问题，但主要是区域性、结构性的
首先，从总量供求关系来看，民工劳动力供给有所减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中，1958~1961年是一个显著低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次进入一个人口出生率相对减少的时期，同时1971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正好使这一时期出生率出生的孩子大大减少，而他们大致在新千年前后陆续进入社会；再加上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政策，又使约500万就业人口暂时滞留在学校里。这些宏观因素显然会使民工劳动力在总供给量上大大减少。
但是，光从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减少角度，还远远不能解释2004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民工荒”现象。据统计，近年来民工人数总的来说是逐年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只是相对（人口发展规模和总体态势）减少，而不是绝对减少。就全国范围来看，民工流动无外南、东、北三个基本流向。近年来，南流广东民工形势已经大不如前，这首先是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相当多内地劳动力；其次是国家“三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农民种地收益提高，湘、鲁、豫、皖等农业大省已有大批农民工陆续返乡种田；其三是东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和企业优惠工资明显高于珠三角。加上珠三角引进的主要是以港资、台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部分企业对人工的敏感比后来大量投资长三角的欧美跨国公司要高得多，而相比之下后者在管理规范性和人性化等方面也要好得多。
更应该看到的是，民工短缺存在明显的素质、年龄和性别等结构性特征。“民工荒”首先是“技工荒”和“素质荒”，短缺的主要是高级技工型人才，基本状况是“三多三少”：技工文化程度低的多，高的少；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高等级技术工人年龄大的多，年轻的少。其次是25岁以下青年民工短缺。其三在性别上，目前珠三角企业中，短缺的主要是青年女工，而求职难者则以男工为主。
“民工荒”是不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
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但供给与需求及其反应在价格上的博弈机理已经发挥作用，“价格低廉则减少供给，供不应求自然促使价格上涨”的基本规律在总体上不会有什么不同。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是负增长。民工们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往往欠薪。“民工荒”背后的实质是“民权荒”，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社会福利措施不到位，工作安全和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必要满足。
从打工民工的人口特征来看，流动近年来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男女，大多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育低潮出生的第二代民工，多数都有初中等文化程度，工作期望值也较高，但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和职业教育技能，并且很多人既不安于务农也不甘于在城市“血汗工厂”吃苦受罪。这样的人群很容易在外在因素影响减少劳动力供给倾向。
此外，从民工供给“根据地”的状况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拉动因素使东南沿海地区民工在总量上大大减少供给倾向。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代打工者多为独生或二生子女，其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出外干辛苦而危险的工作；同时，由于近年来国家“三农政策”的实施，在农村虽然不富裕但不必“背井离乡”也可以过上“低水准的逍遥自在”日子；三者，内地近年来第一代民工们也陆续“拷贝”开办了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小企业，其工资比沿海低，但由于消费也较低，又节省了流动成本，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进本地工厂就业。
“民工荒”折射出来的宏观意义
首先，“民工荒”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素质结构上。职业技术工人稀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与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和激励机制逆向错位有直接关系。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劳动者或从业者，要能适应劳动市场需求，不仅要拥有较雄厚的一般科技文化知识，而且必须掌握特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应成为其整个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成为推进整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动因。但长期以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大批新成长的劳动者未经任何职业技术培训就参加工作，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政府长期致力于高学历化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近年来通过行政性并校，普通学校“步步升级、级级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院校升格综合性、研究性大学，职业中高等教育处处受挤压。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硕士博士“满街跑”、高学历学生“委曲求全”挤占低学历岗位、学历与岗位不适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在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成问题的同时出现严重的“技工荒”现象。
其次，“民工荒”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历史性逆转。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低成本首先是低劳工成本，这就表现为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沿海发达地区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大都是“两头在外”，依托低廉的民工成本支撑，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这些地区和产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内地打工者，其宏观效应有二：一是内地大片土地撂荒，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供给减少，导致以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通胀；二是占人口绝大比重的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内需不足，以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自然倾销海外，外贸顺差逐年增大，由此引发所谓“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由此看来，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总根源，其实说到底，就在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陷阱上。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走出“低成本陷阱”的标志性事件、转折点和重要契机。
其三，“民工荒”也为改善劳资关系、维护民权以及整个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借此机会，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民工集体谈判制度，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起飞”，提供良好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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