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有人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有人认为不利，您怎么看？
答 ：我认为，无论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转变和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宏观经济长期协调持续发展的层面来看，人力资源价格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既是有利的也是必然趋势 。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源丰富、劳工成本便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因此从政府产业政策到企业经营导向都是朝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进军低端加工制造业这个方向走。但是，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是动态转换的， 而且应该放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中去辩证考量，要在长期动态演进过程中适时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更替，及时消除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劣势”，才能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资源-资本转换条件来看，中国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稀缺的矛盾，表现在数量众多的人力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开发并形成作为现实生产要素和增长因素的高素质人力资本，正是由于这个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才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物质资本特别是知识资本的正常形成。换句话说，人力资源数量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静态) 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素质低乃是其(动态)比较劣势 。因此，就目前和短期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发挥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发挥劳动力的数量优势，意味着发展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就开拓长期发展前景、迎接新经济挑战而言，避免比较劣势、增强国际竞争实力在相当大的战略意义上就意味着克服人力“低水平陷阱”，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等所谓“知识密集型产业” 。这是一个矛盾统一的问题。
发挥目前阶段上的静态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推广应用劳动密集型的适用技术，普及义务教育和开展初中级的职业技术教育及在职、再就业培训，积极利用国际分工和市场空间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及劳务输出；这样在扩大就业、充分利用劳动力数量比较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干中学”积累和提高生产技能、管理知识及市场经验来不断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同时依靠不断高度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支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这样就为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和中高等教育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如果抓住时机，利用“后发优势”，快速积累和形成雄厚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基础，就会顺利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避免在国际分工和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地位，由“躯干国家”变为“头脑国家”。这里关键是发展教育大规模生产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因为“后发优势”全赖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的人来“利用”，没有人力资本基础后发的优势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劳动力成本提高，从长期看，可以促使企业走出经营管理“低成本陷阱”，注重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演进，推动人力资本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拉动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动态优势更替 。
问 ：对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价格您怎么看？是不是和他们的价值相符合？有人说劳动力价格过高会引起通胀，您怎么看？是不是以前我国物质资本投入过多，而人力资本一直投入过低导致要素配置不合理？
答 ：从宏观走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职工工资占 GDP 的比重是逐年走低的 。从1980年的17%下降1990年的15.8%，进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10.7%，目前基本完成在11% 的水平上。目前劳动力价格水平有所提高，应该说是对长期低工资的一种补偿性反应 。
多年来，主要依托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的经济增长在微观层面就表现为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沿海发达地区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大都是“两头在外”，依托低廉的民工成本支撑，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是负增长；在广东许多地区，10年前农民工的月工资约600~1000元，在政府公务员10年里数次加薪、大学毕业生待遇节节高攀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工仍然拿着10年前的工资，在这种状况下不出现“民工荒”才是怪事。而民工劳动力供不应求自然促使工资上涨。现在深圳，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很困难，1000元左右的月工资基本可以保持正常用工，1200元以上的月工资就比较容易招收到比较充足的工人。
至于劳动力价格提高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我是这么看的：这些地区和产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内地打工者，其宏观效应有二：一是内地大片土地撂荒，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供给减少，导致以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通胀；二是占人口绝大比重的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内需不足，以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自然倾销海外，外贸顺差逐年增大，由此引发所谓“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由此看来，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总根源，其实说到底，就在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陷阱上， 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我看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总之，2004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目前一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可以说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竞争机制的一种自然反应，是中国经济走出“低成本陷阱”的标志性事件、转折点和重要契机。
问 ：《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对于企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都意味着什么？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伪市场”吗？也就是存在不合法的雇佣关系吗？
答 ：“伪市场”这个词可能有些含糊其辞，可能会引起很多歧义，我觉得最好不用为妥。但是，多年来中国企业雇用关系存在很多不合理、特别是不合法情况，则是肯定的，而且不是个别情况。由于劳动力市场天然存在的“不对称”问题，特别是在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非均衡条件下，劳动供给者相对于企业需求者来说，往往处于没有起码讨价还价能力的绝对弱势地位，劳工权益遭到雇主严重侵害的情况相当普遍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们，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往往遭遇欠薪。
以浙江为例，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产值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5%以上，在温州、台州等地区，克扣、无故拖欠工资一度是劳资冲突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01年台州市共发生劳动保障监察案件1150件，其中626件发生在民营企业，而在626件案件中，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占462件。2004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许多企业利用合同不完善随意解雇员工，尤其是农民工。就业环境恶劣、福利保障措施不到位，也造成农民工流失。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教育培训 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的存在，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环境不容乐观。除了物质生活待遇差而外，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难以满足，得不到应有的人道、人文关怀 。有学者曾对浙江全省民营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实际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过长、生产安全较差、社会保障不全、劳动合同混乱、工会作用缺位等，是当前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普遍问题。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和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2005年9月和12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先后公布了两批共20家工厂的名单，其共性是拖欠工资、严重超时加班、逃避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对广东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近一半的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员工一周工作7天，1/5的工人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的工人收入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具有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加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劳动法规，在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各个环节上，都作出了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于我国企业建立以劳动合同制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契约化管理规范，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全方位的导向作用。
问 ：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竞争力会造成威胁吗？
答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企业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和微观层面，从长期和宏观层面来看，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近期和个别企业的情况来看，劳动力成本与资源及物价相互攀升，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极大挑战，尤其是会对沿海地区利润微薄、依托低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底端制造业形成强大压力。据报道，2007年，广东就有1000多家鞋厂及关联企业因成本上升而破产倒闭，其他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行业和企业的境况也甚是艰难。但从宏观和长期看，这并非就是坏事。压力就是动力，在这种压力环境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练内功，逼迫它们改善经营理念，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走专业化人力资本依托型的内涵式、高级化发展道路。
实际上，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主要不是总量性的，而是 结构性的，其突出表现在素质结构上 。在劳动力市场上，真正短缺的主要是高级技工型人才。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比例仅占1.5％，高级技工占3.5％，中级技工占35％，初级工占60％以上；而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只占15％。中国制造缺人造 ，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的２１％。，这成为制约我国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技工文化程度低的多，高的少；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高等级技术工人年龄大的多，年轻的少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全国9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中高级技能人才依然供不应求，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求人倍率（即招聘职位与求职人数之比）最高，分别为2.08、1.96和1.71；与此同时，在2007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会上，平均每个招聘单位收到的简历数与能够提供的岗位数之比超过50﹕1。据深圳2006年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显示，深圳市的高级技师平均月收入为6234元，比硕士及以上学历者高1766元，比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也高出695元；高级技师月薪“参考价”的高位数达到22394元，低位数也有4121元；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5个等级的工资增长幅度均超过10%；“高级蓝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硕士生，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有了变化的资本。就宏观分布来看，职业技术工人稀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这与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和激励机制逆向错位有直接关系。 在经济发达的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社区学院占到41%，社区学院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其优势是容量规模大、学费便宜、学制灵活多样，适用于普通大众、成人和在职人员求学；二战后，政府为了扩大国民就业，创办了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成绩优异者可升入普通大学继续学习，而成绩一般的学生可立即工作。而我们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从1998年到2005年底，中国的大专院校由原来的1000所增加到2300所，在校生从623万人发展到2300万人，而学校和学生学历层次则越升越高，大中专和职校及其毕业生却普遍受人“歧视”，实在是奇怪的事情。1996年我国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为769.25万人，2005年发展到2409.09万人，增长3倍多；而职业高中则由1996年的395.75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582.43万人，只增长了不到1.5倍；技工学校也是一样，由1996年的191.81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75.30万人，只增长了1.4倍。2005年，普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已经达到83.46%，职业高中仅为67.74%。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劳动者或从业者，要能适应劳动市场需求，不仅要拥有较雄厚的一般科技文化知识，而且必须掌握特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应成为其整个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成为推进整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动因 。但长期以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大批新成长的劳动者未经任何职业技术培训就参加工作，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政府长期致力于高学历化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近年来通过行政性并校，普通学校“步步升级、级级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院校升格综合性、研究性大学，职业中高等教育处处受挤压 。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硕士博士“满街跑”、高学历学生“委曲求全”挤占低学历岗位、学历与岗位不适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在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成问题的同时出现严重的“技工荒”现象。
我认为，如果企业和政府都能够审时度势，积极适应市场化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的客观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调整和改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比例及结构，劳动力成本提高不仅不会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反而很可能成为提高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竞争力的契机或动力 。从宏观和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为改善劳资关系、维护民权以及整个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借此机会，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民工集体谈判制度，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起飞”，提供良好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