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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靠真
赖 德 胜
（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人伟先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老师，相识相交至今已近20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有种冲动，想写点东西，说说我师，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东西非常值得我辈学习、借鉴和光大。说来又这么巧，他6月份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新书《紫竹探真——收入分配及其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4月版)，其中的文章虽大多已拜读过，但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心境，重新读来，仍有很多新的感受和体会。
世人知道先生多缘于他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贡献。确实，最近20多年，先生及其团队对收入分配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就我的理解，先生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贡献可以从下面几篇文献中得到体现。
二是发表于1989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实物化倾向》。实物化是自然经济的表现，也是高度集中的、以实物指令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表现，在实物化下，不仅货币的作用得不到充分显现，也使资源的配置得不到优化。因此，我国改革的方向是去实物化的，是市场导向的。先生注意到，改革开放已进行了10年，但实物化倾向仍很严重，不仅存在于分配领域，也存在于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文章对其表现、原因和弊端进行了深入分析。据我所知，这篇可用“实事求是”和“深刻”来形容的论文在当时还受到了一定冲击，可见探真之不易。近20年又过去了，先生当时所揭示的实物化现象，比如福利性消费、“单位”内部配给、公买私享等，在我国现在的社会生活中仍程度不等地存在，也可见改革之不易。
三是先后出版于1994年和1999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两本书是集体之作，但先生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无疑凝结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它们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见证了收入分配研究范式的转变，也见证了中外学者如何成功合作研究中国式问题。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先生承担了一个自己思考研究了很久的课题“收入分配”。但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除经费来自国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外的福特基金外，研究队伍也是国际化的，牛津大学玛林达学院院长基斯·格里芬、牛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奈特、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卡尔·李思勤等均加盟进来了。他们没有像其他很多课题组那样把钱一分，每个人承担一部分，最后把成果汇总在一起了事。他们把大部分经费用在了数据收集上，进行了中国研究机构当时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而且后面连续进行了几次。有中国的数据，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成果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就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创新之作。现在国外，研究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许多论文都要引用这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一开始就参与课题研究、后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全国居民户调查的李实教授介绍说，他们的数据在国际上甚至有了一个专有名词Chips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一项研究能造就一个国际通用的专有名词，这不是靠花钱、靠公关就能获得的，靠的是质量、原创和不可替代。其实，先生负责的课题组不仅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获得了国际声誉，还培养了很多人才。多年前，我曾撰文呼吁要加强学术团队成长发展规律的研究，今天仍觉得很有必要，而且认为先生所在团队是最值得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团队之一。
四是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研究》。收入分配有两种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它回答的是国民收入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如工资、利息、地租等；另一种可称之为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它回答的是国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比如最高十等分人口占收入的比例等。从收入分配理论演变的角度看，是先有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后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这符合人们对收入分配的关注史，因为在以前，要素占有的界限是很清晰的，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息，地主得到地租，他们之间的收入是你多我少的关系。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要素的占有界限变得模糊了，因此，人们少关注收入来源，多关注不同阶层得到了多少收入。我国建国后的分配关注史恰好相反，由于除劳动外，能带来收入的其他要素都公有化了，对要素收入的研究自然也就意义不大。但改革开放后，各要素有越来越私有的趋势，要素多少已经成为决定收入多少的重要变量。赵先生及其团队顺应这一趋势，开始了对财产分配的研究，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财产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达到了不得不令人警觉的地步，并进行了实证估算。这是收入分配研究的自然延伸，也说明先生研究视角的敏锐和对时代发展的准确把握。
当然不止这些，但这些足于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先生对收入分配的探真过程。这一过程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充满着艰辛，也充满着快乐，这种快乐可以很容易从先生童真般的笑脸上捕捉。
读着先生的书，感受着先生的睿智，慢慢地体会着先生学术成就背后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这集中体现在书中的第三、四、五部分。这些文章可算是随笔，但却最能体现真性情，听说，出版社的编辑也最喜欢这些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篇章。概括起来，支撑先生治学的有下面几点。
尊重传统。传统是一种历史，对历史的尊重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会给人们源源不断的养分。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主张要有古今沟通，古今一沟通，就会有新的发现。比如，对于“百年树人”，如不去看它的出处，仅从字面出发，很容易理解成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但若查看原文，就会发现它蕴涵着人力资本思想，不仅讲成本，还讲效益，因为原文是这样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树”与“获”的关系，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百年树人”的意思是投资人能得到长期的回报。于细微处发现和阐述现代经济学思想，既显示出学术的功底，也是尊重传统的回馈。
先生对传统的尊重不仅表现在对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尊重，还表现在对前辈的尊重。他1957年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7年以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前辈和领导。他对顾准、巫宝三、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的回忆，既告诉读者这些前辈鲜为人知的一面，更使我们感知到了前辈们为人、为事、为学、为官的态度和精神。他们在处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追求学术真理和追求人生真谛的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和境界，在当时影响了先生这样的一代人，在今天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知道，先生谈前辈，是没有功利的，完全发自内心，并希望一代比一代更好。他说：“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能纠缠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这就是先生的传统观、历史观。
国际视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本土化、实证化和国际化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势所趋。但国际化谈何容易？由于特殊原因，先生直到近50岁才由孙冶方先生推荐赴英进修，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见，这留学之路是何等的艰难。他曾给我讲过，出国学习要克服三种孤独（isolation），即家庭孤独、语言孤独和文化孤独，前两者容易克服，文化的融合是最难的。即使在今天，这三种孤独也是横在每一个负笈留学者前面而难于很快克服的，何况在国门初开的时候。先生学到了国外先进的知识，也顺便培养和带回了国际视野，并将它贯穿于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对我们要求：“立足国内，常来常往，资金国际化，成果国际化。”他这样要求，也是这样做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的运作上。很难想象，没有国际资源，课题组能展开多轮全国性的居民户调查；没有国际学者的介入，课题组能这么快地掌握国际通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没有常来常往，课题组的中方成员能成长发展这么快，论文一篇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频频在有关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实际上，直到先生世纪之交退休后不久，还申请承担了福特基金会课题“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保障改革”，并为此课题专门去了瑞典和匈牙利进行考察和学习，同名书于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不断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学术也就无从积累和发展。记得我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师兄们跟我说，社科院的学术传统是不重数量而重质量，论文要有创新，“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总得推进学术研究一步。”这与写在院办公楼里“自加压力，自成一流”八个字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创新方面，赵先生可算是社科院的一个代表。其创新不仅表现在有关研究成果中，表现在不断超越自我与时俱进的努力中，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还专门撰文谈如何创新。他在1994年接受《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就经济学科如何创新谈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对建立研究成果的科学评价机制的论述可谓切中要害，因为时至今日，这仍是制约学术创新的一大障碍。他说，“对于一项经济研究成果的评价，主要应看它对经济运行是否作出了规律性的分析和解剖，而不能仅看它的某些提法和用词如何。在80年代中期，曾有人对于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明权很感兴趣；90年代初中期，又有人对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明权很感兴趣。对于这类研究成果的评价，在我看来，不能只看某个提法是否应时，而主要应看对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转型问题（不论是总体问题还是局部问题）的研究作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诚哉斯然。
自由探索。先生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在全所大会上专门就办所方针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次以《治所与治学》为题收进书中。其中写道：“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气氛。”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确实，做学问是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的，要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陈寅恪先生1953年撰文评价陈瑞生的《再生缘》时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同理，无自由之思想，也就无优美之经济学。赵先生对跟风式的研究很不以为然，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学界太功利，在有些人眼里，名和利是目的，学问成了手段。他特别反感学者对权贵的依附，并经常给我们讲老一辈学者是如何淡泊名利，淡泊权力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对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的推崇。丁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即已是一级研究员，是语言学界的权威，但一直住在三里河一普通干部宿舍里，期间虽多次有机会分到部长级的房子，但都被他谢绝了。这种淡泊的境界是保持自由之心灵的前提，自然也是做好学问的前提。2006年8月先生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后，我曾打电话给他表示祝贺，电话的另一头，先生语气平静，并没有显现出多么喜悦。我知道，经历过这么多的阳光和风雨，他对身外的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很淡了。
最后，我想借用先生在《紫竹探真》封底上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研究的灵魂在于探索，研究者的天职就是探索。如果没有探索，研究和研究者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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